我把转业申请表摊开在桌子上，填写“姓名”一栏后，面对“申请理由”四个字，笔尖犹豫了整整三分钟，始终写不下去。 这已经是我在这个办公室待了十二年，身边的同事们如流水般陆续升迁，而我却像一棵根深扎土的老树，无法动弹。就在我准备落笔的时候，门被推开，许诚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，手里紧握着一份红色通知，声音激动：“别签！老周，特批命令下来了！” 笔尖在纸上顿时留下了一个墨点。

那天中午，机关食堂的气氛热烈，饭菜散发着蒸汽，我的饭盒里是白菜炖粉条和西红柿蛋汤，热气蒸腾。对面的座位因上次调整而空无一人，显得孤独。食堂墙上的电视播放着午间新闻，镜头一转，吴辉正在敬礼的画面映入眼帘。我低头吃饭，眼角无意中瞥见字幕中提到他去某单位调研。旁边年轻的干事们低声议论，隐约传来“又提了”的话语。我端起碗走到菜品回收处，把剩下的食物倒掉，洗手时碰到刘勇，他在后勤工作了十多年，去年退役了。他看着食堂的电视，又望向我，嘴角动了动，最后说：“宏伟，想开点。”我笑了笑：“想多啦，老刘。”回到办公室，我关上门，拉上窗帘，屋子里瞬间暗了下来。

办公桌上堆积着战训科的报表，我拿起顶上的一份开始阅读，刚翻了两页，门外响起敲门声。是通信员小李，他手里捧着一个信封：“参座，干部处的通知。”信封薄薄的，轻轻一捏就知道里面只有一张纸。我打开一看，是关于填报《转业干部申请审批表》的通知，内容短小精悍，看了两遍后我将其收起放入抽屉。小李仍然站在门口，我抬头问：“还有事？”“没、没有了。”他稍停了一下，“参座，听说这次的转业名额不少。”我简短应了一声：“知道了。”他离去后，我坐在椅子上，窗外操场上的新兵在做操，哨声一阵阵传来，随着尘土的味道。我在这位副参谋长的位置上，已经见证了整整十二年的这样的午后，耳边回响着如此熟悉的哨声。比我稍晚提副团的王宏伟早在八年前就调走了，现在在省军区担任处长。冯德海比我晚三年加入，五年前调往人武部升为正旅。就连刚调来的郑祺瑞也在不到三年内借调顶替，最后顺利留下。而我，依旧待在此处。

抽屉底部压着一个深棕色的牛皮纸信封，我将它取出来，边角有些磨损。信封里装着几页泛黄的纸，纸上印有设备型号与数组参数，而右下角的签名栏潦草地写着“吴辉”两个字。我将纸放回去，重新封好信封放回抽屉，再拨通了家的电话。胡玉梅接了，我能听到那边锅铲与铁锅碰撞的声音，似乎在做饭。 “这个周末我会回去。”我说。 “又不加班了吗？”她的语调平静，听不出喜悦或意外。 “嗯，腾出了时间。”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：“那能去开小宝的家长会吧，老师询问过好几次了，说爸爸总没出现。”我点头应承，她没有再说其他，挂了电话。窗外的哨声突然停歇，整个营区显得格外安静。我重新拿起那份转业通知，将其折叠好放进口袋。

年纪大的人一定明白，有些决定虽在某一刻看似突发，实际上在心里已思索了多年。到了周末，我乘早班车回到县城。车上人不多，我靠窗而坐，沿途的山川和田野飞速掠过，路边的杨树已黄了大半，随风摇曳发出沙沙声。我在县城车站下车，并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先去了县医院。胡玉梅在走廊等我，手里拿着一摞化验单。她四十五岁，头发扎在后面，鬓角斑白。见到我，她没有问我吃没吃，也没有问我累不累，而是递过化验单：“妈的心电图不太好，得转院做搭桥。”我翻看了一下单子，上面的数字我看不太懂，但医生的建议很明确，建议尽快去更好的医院做手术。我将单子折好还给她：“你告诉医院，我来安排转到军医院。” “你说转就转？” “我找人，总能办成。”她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表示赞同或拒绝。我对她的目光太熟悉，十二年以来，她无数次用那样的眼神凝视我，什么话都没说，所有的情绪都藏在眼神里。我避开她的目光，走到病房门口，透过小玻璃窗，看见母亲半靠在床上，护士正在量她的血压。相较上次回来的时候，她显得消瘦了不少，脸色蜡黄，皮肤像是骨头包裹着。我推门进屋，她转头看到我，眼中闪过一丝亮光，随即又恢复平静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部队不忙？” “同事顶替了。能安排的话，过几天转院。” “那手术做好了就放心了。”她的目光看着我的旧军装，顿了顿，“要是忙，就别老往这边跑了。你媳妇在呢。”我没有回答，而是拉了拉她的被角。其实她从来不提我的工作，尽管我做了十二年的副参谋长，但她从未问过一声，为什么其他人都升迁了你还在这里。她用这种方式来关心我，假装不在意。我走出病房，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依旧刺鼻。出来时，胡玉梅正和护士交谈，签字，再将身份证复印件递过去。那背影让我感到一阵心堵，这些年，家里的琐事全由她在处理，孩子的家长会、母亲的检查、老家的喜事丧事，她无不了如指掌。